如果你之前听过傅真的名字，或许是因为她写的游记，也可能是因为她的爱情故事——傅真是南昌人，2003年非典期间，她离开正封校的大学，到西藏旅行，认识了香港男生毛铭基。他们很快相爱，一起到英国，读书、工作，几年后，他们辞去伦敦体面的工作，开始环球旅行，最后回到了国内定居。这个过程里，傅真写了三本书，其中《藏地白皮书》还将被改编成电影。七年前，他们生下了一个女儿，小名叫毛衣。这是一段听起来浪漫、自由、顺遂的人生。

但在今年春天，傅真出版了一本新书，一本名为《斑马》的小说。这本书的源头，是她的亲身经历——在2012到2014年，她经历了三次怀孕胎停，做过四次清宫手术，还经历了一次葡萄胎，这是一种肿瘤性疾病。她长期写作，有一些读者，但这是她第一次公开这个沉痛的秘密。

生育的困难，给她带来巨大的撼动，包括生活的破碎，不育的耻感，对怀孕、胎停、他人眼光以及自身偏执的持久恐惧。直到最后，她去到泰国，通过生殖辅助技术，生下女儿毛衣，这种震动才逐渐平息。这之后，她以自身的经历为材料，花了几年时间，完成了《斑马》。

胎停育在如今并不罕见。根据《自然流产诊治中国专家共识（2020年版）》，胎停育、生化妊娠、空孕囊、胚胎或胎儿死亡，都属于自然流产。在中国，育龄期女性发生一次自然流产的风险为10%左右，而有3次以上自然流产史的女性，再次妊娠后胚胎丢失率为40%—80%。这份共识同样提到：「如果不及时干预，不仅会给患者及其家庭带来严重的经济负担，还将对患者的身心健康造成极大的影响。」

在最近几年，关于生育的代价、生育的痛苦，有过一些讨论，但很少有人谈到不孕不育的痛苦。但实际上，不孕不育门诊里的人总是乌央乌央、满面愁容，这是另一种现实。

讲述是为了彼此看见和照亮，也是为了消除耻感，获得尊严。如同傅真在她的一篇创作谈里提到的，「要亲手将那把刀从自己的胸口拔出来。不只是用叙述来疗伤，我也想让私人的痛苦变成可见的痛苦，这似乎是一个创作者的本能和义务。」

以下是她的自述：

文｜林松果

编辑｜姚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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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第一次怀孕，在2012年，应该算是计划内的怀孕。当时我刚好30岁，和丈夫铭基回到国内生活。好像是突然之间觉得，我们可以准备要小孩了。

我不知道这个想法具体是怎么出现的，可能跟回国定居有关系。回国之前，我们好像过的是一种临时过渡的生活，那个正式的、成熟的人生还没有开始，一直没想过要孩子，也没办法想象有孩子的生活。也可能跟生物钟有关系，30岁了，生物钟不知道怎么就响了，而且很奇怪，我们是两个人都想要，不知道这是不是互相影响，但就是我们同时觉得，哎，好像可以了。

当时我们定居在青岛，铭基找到了一份青岛的工作，我刚好接了出版社的合约，就想说，不如正好用这个时间把孩子生了，正好书也写完了，这两件事可以同时进行，其实想得很理想。

图源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

有时候我也会想，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我写的是一个一心想要生孩子的女人的故事，她一定是个直线思维，要么是个偏执狂，要么是个很可悲的受害者。但其实不是，她们肯定想过自己为什么要生孩子，比起那些深思熟虑之后决定不要孩子的人，那些决定要孩子的人，或许还要想得更多。我们都在面临结构性的问题，但选择生孩子的人，还要面临自我的问题。

但弱势中的弱势，或许就是那些不孕不育的女性。她们站在哪一边，好像都不太对。站在生育的那边吗？但你又不能生。站在不要孩子那边吧，但其实你是想要的。如果命运用剥夺的方式，拿走了生育的可能，你是干脆算了，还是就要要，还是本来可以不要，但如果你不给我，我就想要。

我写《斑马》的时候，我爸曾转发给我一篇文章，大意是说文学创作的目的是为了「报信」。据说大江健三郎把出自《圣经》的这句话当做他写作的基本原则——「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

报信就是讲述，就是把自己曾险些为其吞噬的那个世界里的一切都讲述出来并加以重建，这无疑就是我想做的。希望大家可以看见这样一些女性，这样一群很沉默和压抑的人——我们首先要有讨论这个事情的语言，然后，才能定义它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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